本文是杨振宁先生的二弟杨振平于上世纪末所写的回忆文章《父亲与大哥》。他深情回忆了兄长杨振宁和父亲杨武之的若干家庭私事。虽是日常琐事杠杆配资业务，但杨振宁的个性和志趣已跃然一二，为我们了解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提供了新的视角。
撰文 | 杨振平
1922年阴历八月十一日，大哥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县，父亲当时在安庆 (怀宁) 教中学，大哥的名字就取为振宁，“振”是我们杨家这一代的共有名，是“家、邦、克、振”的最后一个字。
1928年，父亲刚从美国留学归国，任教于靠海的厦门大学数学系。他、母亲和六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们都在捡蚌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
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在中国传统观念里，“左”是不吉利的。孩子生来右倾，至少用箸、执笔得换成右手。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
父亲常常跟大哥讲历史、科学，并且提到诺贝尔奖金。童年时的振宁曾说他将来要得到此奖。父亲当时觉得这是孩子的无知妄语。岂知廿年之后，从前儿时戏言竟成事实。1962年父亲在日内瓦跟我提起这事的时候，我还觉得他有一种微妙的命运感。
父亲早在1934、1935年就曾经在大哥的相片背面写了“宁儿似有异禀”。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他七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觉得念书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有兴趣，在运动方面他会溜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
从1929到1937年，父亲任教于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我们家就住在清华园教职员宿舍里。大哥和一群年纪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常常从气象台所在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座没有栏杆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疾驰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多年以后，上了年纪的他说，回想起来，那是极危险的事。
当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有成排的大金鱼缸。每当这些缸给搬走去清理的时候，年轻的孩子们就趁机来练车。在每两行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这些小伙子就沿沟行车。大哥花样更多，常把四岁的我载在他和把手之间的小座位上行驶。一次不巧运气颇乖，不知怎么回事摔了一大跤，我的左额撞上了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大哥赶紧带我先去医院把血止住，伤口钳好，然后带我回家给我吃金钱酥，哄我不要告诉爸爸妈妈。60多年前的事，我的印象已开始模糊，只记得金钱酥是在不寻常的时候才吃的。那次大哥好像挨了一顿骂。
振宁比我大8岁，因为他学力极强，从学龄算来，要长我10岁。1938年，他才16岁，念完云南昆明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以后，就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了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当年全国参加考试的人有2万以上，大哥是榜上第二名。
我们家当时有一面黑板。爸爸和振宁常常在黑板上讨论数学。黑板上画了许多几何图形和好些奇奇怪怪的符号。他们还常提起“香蕉” (“相交”是几何名词)，和有音乐声调的“钢笛浪滴” (Comptes Rendus是一份法国学术杂志)。童年的我，对这些高深的学问就开始有了好奇心。
大哥颇爱唱歌，不论是在校园走路，还是在家里做功课，总是要大声地唱中国歌、英文歌。他的弟妹们听来听去，把他常唱的歌也全学会了。奇怪的是有几首中国歌，除了他和父亲以外，我从来没有听别人唱过或提起。[1]有一次，有一个大哥的朋友问一个同学：“你认不认识杨振宁?”“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就是歌唱得很难听的那个人？”
初中的时候，无聊起来有时就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绝对！”多年以后我问他怎么会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
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古典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2]、《罗娜东》[3]和《最后的莫希干人》[4]。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我们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完晚饭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书了。这样把四五本书的后半段都悬在半空，把我们吊得好难过。
父母亲闹意见也时有发生，有一次两人大吵，大哥实在看不过去，就说如此吵法有失体统。父亲听了甚为恼怒，大骂了大哥一顿。当时家里父亲颇具威严，大哥居然敢正面批评父亲，让我们很是佩服。
父亲交游颇广，他有很多朋友。记得他有两三个中学同学，经过昆明，父亲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这几个人又吸烟，又大声咳嗽，又常吐痰，行止颇粗野，大哥看了很不入眼。客人走后，振宁就跟父亲表示对这些人的意见。我的印象是父亲大怒，这是大哥和父亲冲突的又一次。
父亲年轻的时候念书异常认真。他的课外活动也颇多。他会吹箫，学过唱中国戏，会下象棋、围棋。在北京高师念书的时候，还是校网球队队员。他对围棋尤其喜爱，在云南昆明时，家里有一副“云南扁”棋子。他常常和棋友晚饭后下棋，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大哥和我很自然地都学会了下围棋。
大哥的兴趣比父亲更广。他下军棋、国际象棋、跳棋和日本“将棋”，此外他对数学小问题、逻辑问题、桥牌也很来劲儿。我也跟着他搞。他棋瘾来了我就是他现成的对手。起初我没有一样是他的敌手。当我进初二的时候，渐渐能招架两下子。在他快离开昆明去美国的时候，我已经在西洋跳棋 (Checkers)上和他旗鼓相当，偶尔还能赢两盘。到美国以后，我们很少住在同一城市。在50年代过年过节时还常下西洋象棋和围棋。1962年我去日内瓦前父亲来信叮咛我不要忘记带围棋。我到日内瓦的第一天晚上，父亲就让我画了一张棋盘。多年没和父亲下棋，他说我们下棋要按照“四番胜约”的规则：一方多赢四盘，让子数就增加或减少一子。我们开始第一盘是父亲让我五子，不久后降为四子，继而降成三子，我正在兴高气昂，忽然父亲棋势转劲，让子数由三而四，由四而五。到我们快离开日内瓦时，他已让我七子，比我在国内时还多两子。我颇为扫兴，据他说我的棋还是很“屎”。60年代以后，大哥公事转忙，我们就很少下棋了。
大哥书念得很好，他在中学、大学、研究院就已经小有名气。我很清楚地记得，在他离开中国去美留学以前，不少人就觉得他的将来一定是有大成就的，他也颇有自信心和大志。父亲曾经说：“振宁是90分以上的学生，振平是80分以上的学生。”现在看来，他对大哥估价太低，而对我估价太高。1945年大哥去芝加哥念研究院，记得每次家里收到他的信，就有三项事值得高兴。第一是他的学业进展，第二是他给弟妹的一些有趣的小问题，第三是信封上的美国邮票。他好像是一盏明灯，在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发着光彩，给在中国的家人以无限的鼓舞与期望。和他同时从清华留美在芝加哥大学念生物的他的好友凌宁，有一次写信给父亲说：\"振宁念书比别人高出一头一肩。”[5]
1948年，我来美国进布朗大学 (BrownUniversity) 读工程，大哥当时刚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他月薪才375元，就分给我三分之一，供我每月的宿膳费。他对我的照顾不像是哥哥照顾弟弟，而像是父亲对儿子的关怀。这一点米尔斯[6]也跟我提起，他说：“富兰克对我就像一个父亲。”
1951年圣诞节我去普林斯顿大哥家度假，他那时刚证明了“杨-李圆圈定理”[7]。我大学尚未毕业，数理基础都不很强，他兴致极高地跟我讲圆圈定理。虽然我完全不懂他说什么，可是他的极端的兴奋给了我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说他在这个问题上苦思良久没有结果，曾经去问过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名数学家纽曼[8]教授。纽曼亦不知如何措手。六星期以后，他终于解决了困难，得到了全部证明。他还说：“这恐怕将是我一生中能证的最美的定理。”多年以后，我提起他的这句话，他已经完全不记得了，可能是因为他做了更重要更美的工作。
1957年，大哥和李政道获诺贝尔奖。斯坦伯格[9]曾告诉我，当他和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同是研究生的时候，振宁的学识就已经和教授差不多了。我在1957年也转学物理。几年之后，看懂了“杨-李圆圈定理”才知道其中奥妙，也同时感觉到这个定理不是我的能力能证明的。
1965年，我和振宁同做研究工作，发现了他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当碰上了麻烦的问题，他会想出种种方法去对付。一天之内，他就能从四五个不同的出发点去探讨。我呢，常常是两三天还不一定能看出一个新的苗头。他问题一抓到手就随时在想，不断地去揣摩。有一次他和记者谈话，曾说他的不少有趣的想法是在刷牙的时候冒出来的。有一个牙膏公司甚至问大哥是否可以把这个刷牙和思考的关系用在广告上。他对物理有不寻常的第一感，这当然和他的天赋有关。他的日积月累的对种种物理问题、数学问题和其他使他发生兴趣的别的方向上的问题的考虑，也使他的经验变得既深又广。这与他的思想的灵活和考虑问题的周到是有一定的连带关系的。第二是他的数学方面的知识颇广，而且如果在物理问题上需要的话，他会很愿意很快地去学新的数学。这使得他对已经变成数学问题的物理问题有很强的推动力。
第三是他选择问题和研究方法常常具有“美”[10]的色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是在“规范场”方面。这是和极美的数学“微分几何”和“群论”连在一起的。
父亲一生光明磊落，待人极为厚道，有很深的民族感，常常跟我们讲中国历史。我没进中学就对中国历史的悠远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有了许多认识。他觉得对国文的背诵很重要，直到现在我还能背好几首诗和词。
1960年和1962年，他和母亲去日内瓦跟大哥一家和我团聚。这是父亲和振宁在大哥出国以后的第二、第三次见面。第一次是在1957年，父亲只身带病去日内瓦和大哥、大嫂及光诺见面。这几次团聚，父亲把新中国的情形详细地介绍给大哥，这给大哥对新中国的印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中国科学需要人才，父亲希望能争取已经在物理学界成名的大哥回中国。大哥虽然非常愿意替中国服务，可是觉得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利于他个人的学术进展。回去之后，科研工作很可能出现停滞。他才40岁，如果继续在美国做研究，将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美科学界的关系恐怕会更有效果。父亲对儿子的看法也觉得有些道理，因此他心理上有点矛盾。他和大哥曾经有多次辩论，最终父亲没能说服振宁。
从三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看来，大哥的看法是完全对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和他跟吴大峻做的规范场和纤维丛的关系的工作都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两项工作不但使他成为当前物理学界泰斗，而且推动了许多数学方面的有趣发展。父亲如果还在世的话，一定会感到非常兴奋与骄傲。70年代以后，振宁的知名度在世界数理学界大增，他在香港替中国大专学校募捐资金，为中国学者创造在美国做研究的机会，又在物理杂志上撰文为前一辈的中国物理学者的工作进行公平的评价，使他们的贡献让物理学界有正确的认识，这些活动都有显著的成就。总而言之，他给中华儿女带来了荣耀与光彩，替中国学界做了颇多的事，同时在数学物理的领域里创造了不朽的成绩。
这就是我的大哥，可是他不只是我和我的弟妹的大哥，他也是我们民族同胞的大哥！
注释
[1] 举例说，有首歌名《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去……”\"还有一首歌名为《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2] Les Miserable，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名著。
[3] Lorna Doone.
[4]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是美国作家的作品。
[5]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others.\"
[6] 米尔斯(Robert Le Mills)是“杨-米尔斯场”的另一作者，他曾说：“Frank was like a father to me.”富兰克是大哥取的英文名，这是他读过美国开国元勋富兰克林传之后慕其人而因其名。
[7] C.N.Yang, Selected Papers (Freeman Co.1983),p.14.
[8] John von Neumann 是计算机鼻祖，普林斯顿50年代的计算机即名为Johniac。
[9] Jack Steinberger，1988年获诺贝尔奖。
[10] 英文是elegance。
本文作者杨振平，是杨振宁教授的二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现任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教授。本文经授权选自《晨曦集》（增订版），原载《杨振宁传》(第五版)，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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